社会治理促和谐

社会治理关乎人民安居乐业，关乎社会安定有序，是一个国家安全状况、民众幸福程度的重要体现。美国盖洛普2021年调查显示，中国在治安安全的全球民调中高居第二，其中在“独走夜路感到安全”这项指数中，中国排名第三。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，我们天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司空见惯、习以为常，实际上同许多国家相比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很多去过国外的游客都有切身体会，白天看一些国家的景点很“高大上”，但到了晚上便不敢出门，害怕被抢劫，人身和财产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某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，宣称要给予民众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，却枪击案频发、种族歧视引发的暴力冲突不断出现，社会治安状况并没有让民众有足够的安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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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治理与经济结构、利益格局、思想观念、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。随着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，社会治理的对象、环境、手段和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，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，使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相互嵌入的特征更加明显，给社会治理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到2022年年底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.22%，9亿多人口生活在城市或城镇。截至2023年6月，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.79亿，互联网普及率达76.4%。面对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特征，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、方法手段、体制机制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
打造社会共治“同心圆”。现代社会治理越来越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转变，共建共治共享的特征日益明显。这其中，就涉及政府和其他治理元素的关系问题。西方社会比我们更早面临这个问题，但一直没有解决好，加剧了社会的失序和撕裂。我们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，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把各方力量凝聚起来，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。横向上我们构建了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群团助推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，纵向上我们打造了从中央到省、市、县、乡五级党委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，构建起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社会治理格局，形成人人有责、人人尽责、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。

擦亮化解矛盾“金招牌”。20世纪60年代，浙江诸暨的枫桥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创造了著名的“枫桥经验”。几十年来，从“发动和依靠群众，坚持矛盾不上交，就地解决”到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“枫桥经验”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。2003年开始形成的“浦江经验”，提倡“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”，让领导干部与群众“坐在一条板凳上、围在一张桌子上”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，有力地密切了干群关系、化解了社会矛盾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，必须充分汲取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“浦江经验”的有益做法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，注重网格化管理、精细化服务、信息化支撑，把好源头关、监测关、管控关、责任关，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，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
织密治安防控“守护网”。近年来，随着以扫黑除恶为代表的一系列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的深入开展，我国社会治安环境显著改善。仅2022年，全国公安机关就打掉涉黑组织160余个、恶势力犯罪集团1520余个，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万余起。现在，各种黑恶势力无所遁形，过去的“村霸”“菜霸”“沙霸”“矿霸”已鲜有踪影，成为“江湖中的传说”。社会治安状况的明显改观，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。比如，北京“朝阳群众”、天津“小巷管家”、广州“街坊”、昆明“红袖标”等治安志愿者，在摸排违法犯罪线索上屡建奇功，成为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。

中国古训有云：“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。”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是古往今来执政者必须完成好的一张答卷，也是中国全面迈向现代化、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。在前进道路上，我们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，把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，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，将在现代化的征途上不断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。